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在10月7日发布新的芯片出口管制措施，对向中国出售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进一步限制。那么面对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中国如何应对？

  芯闻路1号特此采访社科院的蔡跃洲教授，阿里研究院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李颖，他们对相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面临美国的做法，对于中国芯片产业而言，我们可以预期到短期的阵痛是必然的，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有所预料了，能够进行精准打击也是因为美方早就已经制定好了一系列措施，只是在觉得恰当的时候，出牌而已。而现在是他们认为最好的一个时机。

  这把大刀砍下来，的确很痛！但痛归痛，身体疼痛了，意识不能麻木。

  芯片产业一直以来都具有“三高”性即高投入、高技术、高利润。从沙子到芯片的 整个过程需要非常高的技术,投入非常巨大，这也导致在应对措施上，芯片产业有独属于自己产业的特点。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有一个关于归纳主义者火鸡的故事。有一个爱思考的火鸡，发现主人总是早上九点给它喂食。无论周末，还是刮风下雨。日复一日地喂食。于是这只聪明的火鸡，总结出规律：无论什么情况，主人都会来照顾我。甚至它是在很多种情况下，进行这些观察的：比如不管是雨天和晴天，冬天还是夏天，星期一和星期五等等。每天都在自己的记录表中，加进新的观察表现。后来，当它安全感爆棚的时候，事情并不像它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和乐观。最后在圣诞节前夕，主人没有给它喂食，而是把它宰杀的时候，它通过归纳概括，而得到的结论，终于被无情地推翻了。火鸡要是有思想，临终前也会因此而感到很深的遗憾。现在市面上出现了许多一概而论的面对美国管制交由市场定夺的言论，这其实也和这个火鸡的故事一样，已固有思路看待特定问题，这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对此，阿里研究院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李颖解释道，“市场机制在消费领域买卖商品领域效率一定是最高的，在消费领域，市场活力能够释放得淋漓尽致。但是在芯片研发上，一味依赖市场根本起不到非常好的作用，因为芯片产业本身它具有非常大的公共外部性，芯片产业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很难通过市场化或者商业化的方式做到十分完善和充足，这种领域最好的方式是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因此国家也一直在强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在整个经济中，某些领域可能市场多一点，政府少一点，但在芯片领域它一定是计划多一点，市场少一点，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一个领域让中国任何一家民营企业来投，没有几千个亿，要把芯片光刻机跟芯片研发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能通过国家来扶持。

  而这一点也高度契合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便意味着，它跟过去两弹一星的时候不同。那个时候人们都是以情怀和爱国热情去全身心投入研发。在今天这种市场化的环境下，肯定还是需要爱国热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吸取一些国际上优秀的经验做法，比如说对优秀人才和前沿项目进行激励。通过激励来鼓励进行研发创新，所以新型举国体制在实施上肯定会有一些新的做法，能够保证去让科学家能够更尽兴的去投入去搞好研发。这背后一定是国家牵头的举全国之力来研发芯片，把行业、协会、高校、企业全部组织起来，大家在一块攻坚克难，最后芯片产业能够达到一个突飞猛进的效果。此外在硬件这方面，从晶圆制造装备一直到后面芯片的封装测试，目标应该是全套设备最后都能自主研发。

  第二个应对措施，便是除硬件之外，要逐步建立新的生产组织去掌握话语权，改善目前的被动局面。过去全球供应链的分工和转移都是由跨国公司来完成的。比如说像苹果手机在美国的总部就牢牢掌握原始设计环节，包括关键零部件的生产环节，它把最后的组装和加工环节转移到中国的一些工厂，在某些工厂里面，生产环节非常低端，人只需要站在那把手机壳跟里面的板子进行组装，这种技术含量非常低， 这就导致苹果80%的利润全部留在美国本土，20%的利润给到其他国家。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苹果的产业转移，能拿到一部分的生产环节的主导权，但是核心的技术根本无法掌握，这是便是现状。

  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球500强的跨国公司对整个生产供应链的主导权、定价权以及标准的制定权的把控，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管理和治理全球产业链分工结构。但是在今天来看，这种局面有可能会被打破。中国数字经济在今天获得巨大的发展，这有可能成为一个打破跨国公司垄断的非常好的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在今年 1月16日出版的第2期《求是》杂志中也有习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其中也提到用数字经济去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当数字化或者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能够去推动一个新的经济模式，或者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重构，也就是说通过数字化，整合各种生产资源，比如说技术、劳动力、还有原材料、土地等要素，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在一个平台（比如工业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平台抑或产业互联网平台等等）集聚起来，这些要素就能够自发地去根据市场化的规律优化配置，优化配置之后就能产生很多有效率的结果。

  马斯克在生产特斯拉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特斯拉汽车车身里面涵盖一个非常大的面板，这块面板能够去控制车的所有功能，感觉更像是一个笔记本摆在车上，用这平板笔记本就能够去操控各种各样的功能。”这表明特斯拉已经完全把传统汽车的理念跟模型颠覆。传统汽车以德国为代表，主要是将非常精密的机械零部件进行耦合，而现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特斯拉这样的数字化的输入把原有的汽车的这些硬件和软件全部给它解耦，解耦之后进行重构后，便发现原来传统汽车产业链上或者终端产品的零部件上集成有11个环节，而现在可能2~3个环节就能把整个汽车组装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颠覆。而这些全流程都是在平台上完成的，在平台上通过这种虚拟制造仿真制造，用计算机辅助来生成一台虚拟中的汽车，最后再把这种虚拟制造映射到实体上面。

  这样的平台经济一个好处就在于，原来可能苹果掌握最高附加值环节，他把其他低端环节转移到中国，但逐渐走向数字化经济之后，未来中国会产生许多巨大的平台，这些平台会集聚许多的产业上下游资源，这意味着整个产业生态会非常稳定。比如在产业链上中间如果有某一家企业因为某种原因突然断掉，马上有另外一家企业会通过这种平台聚合的方式立马补上，这就增强了产业的稳定性和韧性。在国外，这根本无法实现，比如在越南和其他国家，产业链上某一个关键环节可能就只有1~2家企业，这两家企业一旦断掉之后，整个产业就瘫痪 。但因为中国有4个大国优势使得它能够去增强整个产业生态的稳定性，从而吸引国外的一些大型品牌公司到中国来市场来发展，因为这些公司也想利用中国这么完善、稳定的供应链。将这些企业吸引过来之后，中国就能够慢慢建立相对比较完整的供应链，供应链也就会慢慢形成它的定价权、话语权和标准的制定权。这是中国未来去跟这些跨国公司去抗衡的非常好的途径。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中国在数字经济的某些领域，中国较为领先。比如说在消费互联网领域，中国的淘宝天猫、京东这样的一些电商品牌，他们已经形成一些非常好的数字化创新，这些创新已经极大推动了中国新零售的发展。

  再比如说北京的一家比较大的商超物美在收购麦德龙之后，他把多点多面送货到家数字化的新零售后台管理模式应用在麦德龙的供应链体系当中，效率非常高，德国总部也把这种数字化的方式直接引入总部。

  这就意味着中国目前已经有一些本土实践的非常好的数字化创新的方式，正在去被引用到国外，这些局部领先的优势以及平台的整合能力能够慢慢的去让中国企业掌握话语权，价格制定权和标准制定权，进而稳固供应链。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能从组织上去对抗核心关键硬件技术的缺失，这其中肯定会有一个过程，但是时间也不是特别长，一旦中国掌握供应链的80~90%之后，其实关键技术10%在美国，美国也离不开中国。现在为什么美国能进行管制？是因为美国的整个芯片产业对中国没有强依赖性，所以未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和通过平台化的方式把产业链打造的更加稳定，更加成熟、更加完善，中国的话语权就会越来越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平台经济在整个数字科技创新的突破当中，能够起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作用。特别是在构建新的产业组织形式方式当中，通过产业组织形式的构建，去改变原有的生产链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重构一个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业态，最后能带来底层技术的一些突破，这样的话对产业去突破卡脖子的一些领域，有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而在社科院的蔡跃洲教授看来，数字经济领域中美之间各有侧重，中国作为后发者优势在于超大规模市场基础上的技术应用和模式创新；而美国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引领者原本就具有技术层面的显著优势。美国的种种做法其实都是聚焦于中方技术薄弱环节。现有硅基芯片技术体系下，我们在EDA软件、加工以及上游的设备、材料等环节与美日欧等领先水平相比普遍落后1-2个代差，甚至3-4个代差。由于集成电路上游（设备、材料）和中游（设计、制造、封测）具有“技术资金双密集”和“前端锁定后端、先发优势明显”等特点，后发者确实面临很大赶超难度。对国内本土企业的扶持需要有一个系统性的布局，既要聚焦上游、中游技术差距较大环节“补短板”，更要考虑围绕若干相对优势环节“锻长板”，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另外，还要充分考虑技术路线变换，在“换道超车”上提前布局。

写在最后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面对美国管制，我们可以看到其影响之大之深，不能只看一时，而要看长远；不能只看管制之“形”，还要看发展之“势”；不能因对方一时的受损，而掉以轻心，落入温水煮青蛙的陷阱，也不能只看困难挑战，也要有清醒的认识。纵使美国层层管制，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国芯片产业众多企业和人士的初心和韧性仍在，我们应意识到赶超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短期的阵痛是必然，但社会各界，包括政府、企业以及消费者，也应该要有一定的耐心、多一点包容，并做好应对困难局面的准备，只有这样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巨轮才能够劈波斩浪、行稳致远。